“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” 香港繁华背后的阴影(组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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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: 三联生活周刊

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9年第9期,原文标题《香港油麻地导赏团:繁华背后的阴影》

文/黄子懿

摄影/刘有志

香港“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”导赏团:城市中的边缘人,繁华背后的阴影油麻地警署曾是港剧警匪片的取景标配地点。如今已人去楼空,阿sir们搬到新办公楼

“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”

油麻地坐落在九龙南部,和香港的两大人气聚点尖沙咀和旺角毗邻,三区统称“油尖旺”。但与其他两区的光鲜亮丽不同,油麻地是相对黯淡的,像是夹在二者中间的洼地。

油麻地的招牌是庙街,上世纪90年代黑帮港片的取景圣地,时至今日夜里依然摊贩聚集,灯火通明。庙街中段一街之隔,有一处白色多用途的政府大楼,下层有垃圾站和厕所,上面是社区图书馆和多层停车场。停车场入口处,一座天桥从西直穿而入,又从东穿出,像是一把利刃刺穿一个躯体。

“这是因为先有这栋大楼,再有这座天桥。”住在油麻地的33岁律师陈玉峰对一群人说,“眼前这栋楼,可能是油麻地死过人最多的地方。”她以大厦西侧一层的一栋公共厕所为例解说,那个24小时开放的洗手间,“男厕基本每个格子都死过人”。

这还不是全部。这座大厦的停车场高8层,每层都有窗户向四面开放,可从各个方位跳下。过去几年里,每年都有人在不同方向、楼层一跃而下。2016年中秋前夕,一名男子从8楼跳下,砸到一名中年女保安,导致后者重伤,男子亦身亡。据当时香港媒体报道,事发后,现场一排大排档唱歌摊无惧命案,生意照做。有人载歌载舞,高唱:“命里有时终须有。”

香港“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”导赏团:城市中的边缘人,繁华背后的阴影在一座天桥上,导赏团向参团者介绍“果栏”车祸与隔街大厦中死亡4年才被发现的女模

香港“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”导赏团:城市中的边缘人,繁华背后的阴影油麻地多旧楼,与临近的旺角和尖沙咀相比显得黯淡许多

“我曾在这块政府用地住过5个月,但从来不知这里死过这么多人。”一个20多岁的参与者说,若不是2月16日夜里的导赏团,他可能都不会知道这些故事和细节。他所参加的导赏团叫“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”,由陈玉峰和陈可乐策划并带队,这座政府多用途大楼是第一站。

导赏团是香港的一种特有公众服务形式,意思是策划并带领一批市民去了解某个特定专题。重口味的“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”导赏团于2016年下半年创办,在秋冬季周末举行。两小时内,陈玉峰和陈可乐会带着参与者走过1.5公里路线,参观并讲解油麻地约10个死亡现场。“两万种死法”一名源自美国冷硬侦探小说《八百万种死法》,“八百万”特指纽约的800万市民,每人都有各自的死法。无人可逃,尤其是在纽约这座大城市。

陈可乐今年30岁上下,热爱哲学,一直从事社会公共工作,对死亡和权力结构有思考。他说,这个导赏团的灵感来自于2016年万圣节,为呼应万圣节特定的“死亡”主题,他开始关注凶案,发现自己居住的油麻地就常有命案发生。陈可乐说,他希望通过做这个导赏团唤起人们思考,“为什么处在同一空间内,他们死了,而我们却活着?”

原本想只做两期,但报名者络绎不绝,于是从2016年10月第一期开始,一直做到现在。3年下来,他们带团超过50次,逾500人。“每一步发展都超出了预期。”陈可乐说,2019年初经媒体曝光后,档期报名人数一下猛增至300人,团队应接不暇。

两个策展人,陈可乐在油麻地住了8年,陈玉峰住了5年。他们觉得,油麻地几乎是最具香港气息的社区。它楼宇旧且不高,房租便宜,因而人口密集,各类人聚集穿梭,有少数族裔、等待难民身份者、露宿者等。

香港“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”导赏团:城市中的边缘人,繁华背后的阴影狭窄的小巷中,亦有很多人在此生活与死亡

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王惠玲曾在油麻地做过“香港记忆计划”的社区口述,她说,油麻地的最大特色是街道,只差一两条街,生活面貌已大不相同。“一些街道老老实实,晚上乌灯黑火;靠近弥敦道者,则一直灯火通明,充满藏污纳垢的夜生活。”很多港人也避之不及,每次有朋友来港在附近住,都会劝他们尽量靠近弥敦道,“越往里越黑,感觉越不安全”。

这与陈玉峰的观察相符。她平日在中环上班,爱好爬楼,常在油麻地各个高楼的天台穿梭,发现除弥敦道、庙街等地灯火璀璨外,这个社区其实有很多地方是一片幽暗。而身为律师的她知道,那些幽暗角落一向有人生活与死亡,只不过很多人不敢独自去看。

陈玉峰与陈可乐选择了10件凶案讲述,多数发生在2012到2016年。陈可乐说,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标准,就是希望他们代表不同的群体。然而,这些案件也呈现出某些共性:死者几乎都是在此生活的边缘人,有打工的女孩、坐台的公关、南亚的移民等,多为女性。陈可乐感慨:“城市是会吃人的,香港繁华的背后也有很多阴影。”

“死亡是随便的、随机的”

2月16日这个夜晚,陈玉峰带着一行十余人从天后古庙出发,深入到油麻地的夜色中。

导赏团集合的天后古庙公园地处油麻地中心,周边汽车声与人声嘈杂,一行人只有紧跟带队的陈玉峰,才能听清楚讲解内容。她说,油麻地之名与天后庙都与香港开埠后的海上产业有关,天后庙早先在浅湾沙洲,靠近码头。据庙内1870年所立碑记,当时该地是“麻地”,是渔民晒船上麻缆之地,后因交通方便,聚起桐油及麻缆商店与从业者,改称油麻地。

“油麻地和旺角几乎是香港最早的华人聚落。”陈可乐说,天后古庙有上百年历史,最初兴建是为保佑华人渔民在此安泊定居。依傍这种水上文化,油麻地衍生出了庙街和“果栏”水果批发市场等地标性区域,江湖味浓郁,“黄赌毒”聚集。

从天后庙出来,是油麻地警署旧址。这栋蓝灰色的三层小洋楼,是《古惑仔》《无间道》等香港电影的取景地,现已弃用。陈玉峰说,上世纪70年代末,香港警察贪腐问题严重,油麻地警署的警察尤甚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临近“果栏”,收取保护费颇丰。2016年5月,附近一位76岁的果栏苦力推着几箱橙和芒果,被一辆车撞倒后死亡。这则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,引发媒体大量关注。原因之一是水果散落后,许多经过此地的居民捡拾橙子,连清理现场、记者采访都没有停止,这些橙子因此被称作“死人橙”。而肇事司机,则是一位因醉驾被吊销执照的故犯。

香港“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”导赏团:城市中的边缘人,繁华背后的阴影策展人、律师陈玉峰在讲解中,因天气原因,导赏团只在秋冬季夜里举行

“为什么一位76岁的老人还在干苦力?”陈玉峰解释,一般60多岁都已退休,老人完全可以靠津贴度日。死者妻子是一名50多岁的内地人,经媒体曝光后,有人认为老人是被妻子逼的,但妻子在现场伤心跪地,对记者说,自己一直劝他不要工作,果栏实在太辛苦,苦力挣钱也不多。同时,老人有过另一段婚姻,长子是警察,完全可以供养父亲。“如果我们多了解一下事件背景,可能就会避免误解。”

陈玉峰说,油麻地至今都存在很多“苦力”,粤语称为“咕喱”,他们大多在果栏等地负责搬运工作。每天有超过上万箱的水果经此送至全港。2月的香港夜里还是凉风飕飕,但果栏苦力们已赤膊上阵,汗流浃背地从卡车上搬出一箱箱水果至栏外马路边。夜里是他们最忙碌之时,每过5分钟,路面摆放都会有所不同,极易发生交通事故。

“果栏”外污水横流,有股臭气,一位市民牵着宠物犬走过时,特意把宠物抱在怀里。不间断的送货车辆让这里噪声不断,陈玉峰指着一栋与果栏隔街相望的高层住宅说,这里房价非常便宜,200多万港元能买下一处约100多平方英尺(十几平方米)的房产,“但买在这,你就不用睡觉了”。曾有一名女模特,在大厦房间里死去4年后才被发现,因为这里临近果栏,常有臭味,居民习以为常。大厦人情之疏离,可见一斑。

在车流人流之中,陈玉峰一头短发,语速很快,有干练感,案情说得清晰有条理,这是律师职业赋予她的理性特质。陈可乐则相对感性,喜欢设身处地换位思考。果栏附近是避风塘码头,曾有一名“靓女”陈尸海底,她姓钟,跟丈夫从内地迁居香港后,离家去夜总会做公关,另交了男友。某日在避风塘,她因口角被男友打晕。男友误认她死了,慌乱中将她扔进海里。最后她溺水而亡,衣服连同手臂都被卷进船只,被发现时全身赤裸。

“一般人会觉得她是嫌弃夫家穷,被香港的五光十色吸引去了夜总会,但我会质疑这种叙事。”陈可乐看过钟女士的照片,其面容和身份都让他想起香港电影《家有喜事》,吴君如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位夜总会女公关,有个喜庆美好的结局。陈可乐说,钟女士本可有类似故事,但结局却是悲剧。“或许她是没有选择,无论如何,我们都应该尊重。”

女士落海处的避风塘曾是全港最大的码头。几十年前,很多渔民在避风塘以水为家,繁衍出独特的文化气息,与陆上的庙街遥相呼应。有老居民在“香港记忆计划”中回忆,避风塘船艇齐整泊岸,形成一条条街道,艇上就有酒家和学校。一到晚上很是热闹,卖唱的、放小电影的、妓院、赌博场所鳞次栉比,多在船上交易,警察很难监管。到了上世纪70年代,香港开始填海造陆,避风塘被分期填平,渔民纷纷上岸上楼,促进了油麻地的人丁兴旺,果栏、庙街等地熙攘往来,暴力与犯罪则开始频发。1975年,《华盛顿邮报》的一篇特稿将庙街称为“罪恶之街”(Sin Street),称这是九龙的工人阶级夜里娱乐活动的首选之地。“在庙街所有一切中,与百姓们无障碍打交道的,是各种皮条客、暴徒、瘾君子、扒手等狡猾角色。”

这种草根特质,也让油麻地的死亡打上了很深的社区烙印。“死亡是随便的、随机的,死因很多是源自无聊,比如赌博等。”陈玉峰说。有一个赌博欠债的弟弟,拿了一把鱼生刀赴宴,打算送给自己的哥哥,却因为口角,当场顺势用这把刀把哥哥亲手杀死。也有人赌博时为躲避警察,站在晾衣架上,摔下楼身亡。事后警员说,赌博被抓最多只是刑事处罚,二人实不至此。

香港“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”导赏团:城市中的边缘人,繁华背后的阴影策展人陈可乐说,可以把他拍得憔悴一点

陈可乐说,油麻地的很多凶手并不聪明,属于“蠢贼”。比如有凶手杀人后用身份证去开房放尸体,后抛尸垃圾站时因为尸体太重,竟叫清洁员帮忙。清洁员觉得此包太重,待其走后打开,发现是一具少女尸身。

相比起来,一个80年代的案件至今让陈可乐印象深刻:案件发生在相对中产的荃湾地区,一个主妇因怀疑丈夫出轨而痛下杀手,后将他切成多块后蒸熟去除血水,放在密封袋里冷冻,然后每月往外扔一块。“这种方式只有家庭主妇才会弄,非常细心,想得很细。这种凶手在油麻地基本不会有。”陈可乐说,“就连犯罪手法,也带着一定的阶层色彩。”

香港“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”导赏团:城市中的边缘人,繁华背后的阴影夜间,油麻地红灯区霓虹灯璀璨

外籍移民之困

我在参团前问陈玉峰,住在油麻地会觉得不安全吗?她说,安全感取决于身份。“如果你没有香港身份证或正当职业,是寻求难民庇护者或者性工作者,就可能会有危险,因为你见到警察会掉头就走。所以危险不在于环境,而在于你是什么人。”

他们所选取的10个事件中的3起,当事人都是外籍移民——油麻地的另一主角。由于外来移民的存在,很多港人对此地避之不及,“我们叫龙蛇混杂”,陈可乐说。最初,二人以为自己会渐渐厌倦,但很多故事讲得次数越多,他们越有新的体会,尤其是外来移民的故事。

一个典型案例是轰动一时的油麻地地铁弃婴案。2014年4月,地铁清洁女工在座位下发现一个环保袋,里面是一个仍有脐带的婴儿尸体,约38周大。警方很快查明,是一名印尼佣人的弃婴。印佣被拘后交待,她是意外怀孕后怕被雇主解聘,于是30多周时引产将其遗弃。

事件曝光后,陈玉峰的第一反应是震惊:“地铁是象征效率和文明的地方,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地方,还会发生这种事?”印佣在地铁遗弃婴尸,是因为雇主有两个房产要打扫,每天她两地往返。警方最后找到她,也是凭监控知道她每日定时往返,于是守株待兔。那一天,是当年的母亲节。

陈可乐最初只觉得印佣可怜,而讲解次数越多,他越觉得有问题:印佣怀孕38周,其雇主居然毫无察觉,直到警方上门才知道。“一边怀孕一边工作,把孩子打掉第二天继续工作,那会是种什么感受?”陈可乐开始想。香港的雇佣合约里并未规定不能怀孕,但印佣的身体已然不属于自己,而成了一纸合约。该合约还是违法的——在香港,雇主无权以一张合约让她清理两处房产,“为什么是她坐牢,而不是她的雇主?”

一年后,香港出现了类似案例。一名外佣因怀孕被解雇,她坚持上诉两年后胜诉。陈可乐看到新闻后想,如果这个案例早点判决,是否之前那名印佣就可以不丢弃自己的孩子。那名印佣,最后被判处监禁5天,缓刑执行。看似很轻,但对外籍劳工来说,事情并非那么简单。印佣非本地人,没联络人无法保释,宣判时已被拘留数月。她以工作签证来港,被解雇后不能再留港,即遭遣返回国。“这里有一种制度性的缺陷。”陈可乐说,刚开始讲时没这些敏感度,后来才发现其背后的结构性不公平。

该案只是揭开了香港移民问题的冰山一角。油尖旺地区今日多南亚人活动,被《时代》周刊评为亚洲最具全球化特色的重庆大厦就在附近,它因产权复杂、年久失修而租金低廉,成为很多非裔、印巴裔的聚集地。而在油麻地、旺角等地,相当一部分外来移民的生存之地,则是在天台。

2015年6月,长沙街发现一宗床褥卷尸。女尸如蛋卷般被床褥卷着,放置在街头半天才被发现。死者是一名印尼裔难民申请者,来港寻求难民身份。凶手是她的男友,同为南亚裔难民申请人,因口角杀人后抛尸街头。

陈可乐说,这是一件很有油麻地特色的案件,“他们其实还不是难民,而是来寻求成为难民的身份”。目前,香港大约有4000多名这样的人。一般来讲,从来港到确认成为难民,平均需要10年。其间他们不能工作,每月只有200港元的补贴。很多人在等待的过程中就染上吸毒,后暴毙街头。

这个案子中的死者和凶手在港相识,原本露宿在案发地一旁的天台相依为命。陈玉峰解释,为防火,香港规定所有天台必须开放。而油尖旺有很多旧楼,上层为居民楼,下层则是通宵经营的色情场所,所以半夜不会锁门。这些大厦天台因而就成了露宿者和无家可归人士的暂栖之地。该男友将女子抛尸街头后,就从人间消失了。

事件曝光后,市民只知道是街头卷尸案,当猎奇新闻看,但在印尼人社群里,这事引起了很大反响。陈玉峰事后曾找过受害者的社交媒体账号,无果,却找到大量在港印尼人转发的凶案贴。警方也正是通过他们,抓住了凶手。“原来我们附近的外佣团觉得这是一件大事,只是我们不知道。”陈玉峰说。同一片土地上本土与外来的区隔,不难从中体会。

而更能表现这种区隔的,是碧街7-11杀人案。陈玉峰讲完地铁弃婴案后,指向了地铁口的一家7-11便利店。2016年3月,一个人走进这间店,拿起一包薯片打开便吃。店主诧异间上前理论,这个人就拿了把刀捅向店主,店主抢救7天后不治身亡。香港市民自发给店主捐款140余万港元,连同7-11便利店退回的加盟费,都捐给了家属。

陈玉峰拿着iPad,给参团者看一张打了马赛克的凶手照片。“你们觉得凶手是什么人?”陈玉峰问。有人答是女人,有的则说是南亚人。命案发生后,有人称当街杀人的凶手是南亚人,认为该地区较多的南亚人搞乱了治安。一传十,十传百,市民在自发悼念中表达愤怒,在店门口挂出“假难民滚出香港”的横幅,也有团体来门前示威,叫南亚人速速离开。

事实上监控把凶手拍了下来,他肤色较白,更像是白人男性。待警方捉到凶手后证实,他是一个越南裔加拿大籍人士,持来港旅游签证。然而,刻板印象已很难纠正,时至今日,有人在谈论这宗案件时会称“碧街南亚人那件事”。一位导赏团参加者听完后说:“我还是第一次知道,案子的凶手不是南亚人。”

香港“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”导赏团:城市中的边缘人,繁华背后的阴影陈可乐说,若非有人带领,这些小巷很少有人敢夜里走进去

 

正在消逝的城市记忆

随着故事讲得越多、越鲜活,陈可乐对死亡的看法也开始变化。他有张娃娃脸,看着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。很难想象,这样一个人在28岁的时候就写好了自己的遗嘱。

“我会天然地跟这些死者有一种贴近感。”他自认也属于社会边缘人,写遗嘱也是出于自身近况的体会。做社会工作的他收入微薄,常有经济压力。第一次跟他约访,他说自己身体状态不好婉拒了,后来才得知,他是陷入了抑郁。摄影师来拍照,他说自己很憔悴,但没关系,“为什么一定要在媒体上展现出很阳光的样子呢?”

陈可乐有超过10年的抑郁症病史。中学时他发现自己更喜欢男生,但他在一所基督教中学,性取向与信仰冲突,内心倍感纠结,和父母常有争吵。多重压力下,他患上躁郁症,一种更加复杂的抑郁症类型,成天琢磨着自杀方式。但教义告诉他,自杀者是不能进入天堂的,他一度觉得人生灰暗。

“那时候对我来说,死亡就意味着解脱。”陈可乐说,油麻地的故事讲得越多,死亡就更像是他与自己相处的一种方式。写好遗嘱后,他举办了生前追思会。除了没有棺材外,追思会与葬礼几乎无大不同。

有朋友一身素衣出席,为他送花致词,泪如雨下。陈可乐说,那像是在与过去的自己告别。此后,他开始稳定地去看精神科医生,按时服药,“还是得把这病搞搞”。别人的死亡故事讲得多了,他觉得自己似乎可以死很多次。“如果说他们是社会安全网接不住的人,我也可能是仅仅在边缘,只有一线之差。”

有人质疑,做导赏团是否对逝者不敬。陈可乐觉得,这也是缅怀的一种方式。正因为有这样的讲述,这些人才不至于仅变成报纸上的一个小豆腐块,之后就被永久遗忘。还有人觉得,导赏是猎奇,可否改成“导访团”,陈可乐则说,并没有想过说教,并非定要人严肃对待,“都是往事,可轻亦可重”。

但参团者不这样想。当周来的多是年轻人,有学生、教师、从商者等。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,他们结束后挨个儿发表感言。一位20多岁的参与者说,她在想:“香港到底是小是大,是包容还是排外,不然为什么很多人就这样死去了?”另一位老师则说,很多案件之前有听说,但不知如此多的细节,“知道不等于理解,理解后才会有尊重”。

常有意想不到的人来参团。比如急诊室的医生,他们常遇的病人,和命案主角很像。这些医生一来就是10个人组团,每人2小时,就是200个医疗时——在医疗资源紧缺的香港,这异常珍贵。还有一次,来了专做工业意外援助的社工,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办公室里看新闻,哪里有事故,他们就去现场,看那些悲痛欲绝的亲属是否需要帮助:料理后事、申请保险或救助金等。做过社工的陈可乐才第一次知道,原来香港还有这类社工。

香港“油麻地的两万种死法”导赏团:城市中的边缘人,繁华背后的阴影

图:灯火通明的庙街是油麻地的招牌,《南华早报》评论说:香港没有其他地方能像油麻地这样,在一天所有时间中都充满能量

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,很多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弥补人情间的隔阂和缝隙。陈玉峰说,故事讲得越多,她就愈发觉得生活有很大的转角空间。她说自己并非特别热爱香港,只是想要关注社区。“如果我住在中环或国外,我也会关注邻里社区,并不介意是不是油麻地。”

而在她看来,死亡之外,油麻地有着自己的人情味,有一些不那么“香港”的元素——没有很多游客和名店,却有小店和街市,像80年代。居民能坐在街头,边吃东西边与老板聊天。很多店铺喂着猫,陈玉峰能叫出每一只猫的名字。能买到很多日常用品,文具、厨具等等,“在尖沙咀怎么能买得到?”

有段时间,陈可乐所住楼下就是“马槛”,一种没有固定的性工作者、仅提供性交易场所的地方,他与皮条客“马夫”成为邻居和朋友,常常聊天。他教“马夫”在天台种薄荷,后者则夜里帮忙盯着大门,盗贼不敢来。“马槛”一搬走,大厦就开始有贼。

油麻地还有一些市民自发的日间导赏团,聚焦这里的人文历史和人情味。“两万种死法”导赏团出名后,有日间导赏团找到陈可乐,希望向他们借两个故事一同讲解,让社区印象更加立体完整。“果栏”苦力老人在警署附近的车祸,以及长沙街难民卷尸两个故事,就这样出现在越来越多人的记忆中。

“一个社区不只有一个面貌,各个面貌由不同人和社群的各种生活方式呈现出来。”香港大学研究员王惠玲说,当初她在“香港记忆计划”中做油麻地口述史导赏,追寻的是社区与香港历史和寻常百姓的关系,不太关注死亡等惊心动魄的一面。但是,若把寻常百姓和惊心动魄放在同一个社区来看,更显出香港的那种混杂、流动和丰富,以至互相接纳、和谐并存。

油麻地故事还会讲多久?陈可乐没有特定打算,相较于城市,他更喜欢农业,下一步打算养蜜蜂。陈玉峰说,油麻地、旺角已被列入城市更新改造计划,她不知道还能在这住多久。近年来,油麻地的楼价、租金已开始涨价,一些唐楼的穷人因开发商收楼而被逼迁往远方。

2017年,香港市区重建局启动“油旺地区研究”,内容包括研究增加区内容积率,把区内未用尽的容积率转移到其他楼宇,令楼宇建得更高,加速整区重建。早在上世纪90年代,市区重建局前身就想过拆掉某条整街,打通油麻地到尖沙咀,做成一条步行街,但最后都没做到。更早的60年代,就有过搬迁“果栏”的动议,也未成行。

相比之下,避风塘码头消逝的步伐最快。这个与油麻地兴衰紧密联系的码头,在70年代的多次填海工程后搬了新址。新址近年来也因改造和填海,向外扩张了一公里。曾经的夜总会女公关尸卷船底案的现场,变得面目全非。导赏团走过的若干现场中,这处离得最远。隔着一条马路和高架桥即开讲,初来者甚至望不到远处的码头与大海。

“我们讲她的故事时,其实是在说一声抱歉。”陈可乐说,“码头离得太远,虽然我们很想走近看望,但只能这样。”

(感谢尉奕阳、陈品妤、黄姝伦的帮助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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