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写波澜壮阔的中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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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图:蔡华伟

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图书出版业从小到大,由弱到强。从1978年到2017年,出版社由105家增长到585家,年出版图书品种由近1.5万种到超过51万种,图书纯销售额由不足10亿元到超过900亿元,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出书品种与印数最多的国家,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。无疑,是出版改革成就了出版大国,支撑向出版强国的迈进。

深化体制改革

中国出版扬帆起航

出版改革的本质是适应人民群众解决书荒的呼声,通过对现行书业生产关系的调整,来解放和发展书业生产力,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。1979年12月,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湖南长沙举行。会议提出将地方出版社“三化”(地方化、群众化、通俗化)的定位调整为“立足本地,面向全国”的方针,与此相匹配,提出有条件的省份可以由一家综合出版社分解出若干家专业出版社。这个重要调整,为地方出版社“松了绑”,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。

5年后,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提出“要学会用经济杠杆,推动精神生产”“使出版社由单纯的生产型逐步转变为生产经营型”等观点,连同而后进行的三项制度改革,把编辑出版人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空前释放出来,促成改革开放初期出版业的繁荣局面。

进入新世纪,中央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,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,下发《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》,明确指出:一般出版单位和文化、艺术、生活、科普类等报刊社,逐步转制为企业。到2010年,除少数出版社外,其他出版社已转制为企业,部分出版社进行了公司制改造。与这种出版社改革进程相伴随,出于集约化、做大做强的考虑,一批出版集团应运而生,有的发展成为上市公司,显著增强出版产业的力量。

此外,通过鼓励和引导个体经济、民营经济进入图书发行领域,进而从发行领域进入到出版领域,民营书业成为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力量,从而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出版经济制度。

出版物数量质量攀升

中国故事越讲越精彩

出版改革的目的是,使出版生产关系适应出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,而出版生产力发展与否,首要标志是出版物的质量是否真正提高,数量是否显著增长。

从“买书难”到“选书难”,表明出版改革的巨大成功。1979年10月13日,人民日报发表反映“书店里的书少得可怜”“邮购部门又常常无书供应”的两封读者来信,一时引起共鸣。而到了2016年,我国年出版图书499884种,百万人均361.52种,总印数90.37亿册(张),每人可拥有图书6.53册。从改革之初的“买书难”到最近几年图书品种的极大丰富,反映的不仅仅是图书量的增长,还表明包括主题出版、精品出版物在内的优秀图书给读者提供了更优质的精神食粮。

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著作出版成果丰硕。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(中文第一、二版)出齐;《列宁全集》(中文第二版)出齐;毛泽东、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文集或选集及时大量出版,特别是十八大以来,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》等著作及时大量出版,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,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、基本方略,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,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做出了积极贡献。

哲学社会科学、文化教育、文学艺术有大批精品问世。新版《孙中山全集》《鲁迅全集》《郭沫若全集》《茅盾全集》《巴金全集》《曹禺全集》《闻一多全集》以及大量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,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、红色文化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功不可没。

科技著作出版可圈可点。《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》、《实用儿科学》、《工程控制论》(修订版)、《值分布论及其新研究》、《泌尿外科》、《中国矿床》(上、中、下)、《中国针灸四大通鉴》、《肾脏病学》等先后出版,有力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。

数字出版,全民阅读

读书正在进入每个人的生活

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,传统出版社与新技术之间的融合正在产生化学反应,优质的出版内容、快捷的传播方式、新型的阅读设备、不断升级的服务模式,都为出版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。2017年,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突破7000亿元。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出版业成长性良好的重要板块,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技术进步不仅仅停留在出版产品和出版服务基层,技术同样正在重塑出版业角色——从原本的内容生产者逐渐转型为知识服务者。近年来,传统出版单位转型升级、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。出版集团、出版单位显著加大了对学科知识库、网络大数据、数字教育服务三大业务的投入。

全民阅读越来越受重视,正从整体上提升全社会的文化水平。10多年前,中宣部等11个部委倡导并开启全民阅读活动。2012年,“开展全民阅读活动”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。此后几年,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连续把“倡导全民阅读”“大力推进全民阅读”“建设书香社会”作为政府工作加以部署。2016年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把全民阅读作为重要内容予以强调。2018年起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》更明确了“图书馆的职责和主要任务就是为全民阅读服务”,并且鼓励社会、公民建设公共图书馆,为群众开放的图书馆可以捐建者名字命名。《全民阅读“十三五”时期发展规划》的颁布实施,有力推动了全民阅读基础设施的建设,全民阅读正在成为国家战略。

全民阅读的工作政务正由软约束转化成为硬约束。一些省份和副省级城市已经为全民阅读立法。400多个城市设有读书节。全国有农家书屋60万家,职工书屋10多万家,还有社区书屋、军营书屋、企业书屋、干部书屋等,应有尽有。

走出去,引进来

让世界关注崛起的中国

2003年施行的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,正式实现了出版发行领域的全面对外开放;2005年,国务院将“出版走出去”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;2006年,中国出版业走出去被正式写入新闻出版业“十一五”发展规划。以“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”“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”“中国出版物国际传播渠道拓展工程”“丝路书香工程重点项目”为代表的18个国家主导项目接连登场。截至2016年年底,“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”已同包含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俄罗斯、澳大利亚、日本等在内的7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,签订资助协议累计2676项,涉及图书品种达2973种。一些实力较强的出版集团、出版社收购国外出版社,在国外创办分社,或者直接成立国外分公司,进行跨国经营亦不在少数。

2017年,我国图书、报纸、期刊累计出口2172.02万册,出口金额7831.81万美元。版权进出口方面,版权逆差显著缩小。从近几年输出的优质图书主题看,反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图书,反映我国重大经济、政治、外交战略的图书,反映中国特色改革探索的图书,反映我国重大科技最新成果、重大工程最新技术,甚至是国家科学技术前沿领域创新和发现的图书,正在成为我国图书输出的重要领域。这些输出图书从不同方面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故事,传播中华文化,推动全世界越来越关注一个崛起的中国。

《人民日报》(2019年01月08日20版 郝振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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